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过程中，毛泽东曾用过代号“李得胜”、周恩来曾用过代号“胡必成”，其他中央领导人也都用过代号。他们的代号是怎么来的？有什么讲究？这就得从“中央三委”的成立说起。

1947 年 3 月 29 日，党中央从子长县的任家山转移到清涧县的枣林则沟，并在当晚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组成中共中央前线委员会，简称“前委”，指挥全国和陕北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方，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

31 日中午，中央机关离开枣林沟，来到绥德田庄。在这里，工委渡河东去。毛泽东则率前委沿着田庄以西的淮宁河川道向西挺进，马不停蹄地走了两天，来到了大理河畔的青阳岔。

前委向西转移的这几天，军情十分紧张。胡宗南七八万人的军队正沿着延榆公路北犯，接连占领了边区的延长、延川、清涧、瓦窑堡等城镇，到处寻觅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兵团主力的行踪，但一直没有找到。因为占据了大量城镇，胡宗南军“赚足了”大肆吹嘘的本钱，加上人民群众坚壁清野，胡军没有油水可捞，不愿意留在陕北，于是留下一三五旅守瓦窑堡，主力“凯旋”，撤回了延安。

其实，那几天，中央前委与胡军中间只隔着几座山。

到了青阳岔之后，中央前委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工作。4 月 9 日，毛泽东草拟了《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向党内通报了“枣林沟会议”的各项决定，宣告：“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表达了党中央与此区人民一道共同抗击强敌的决心。

党中央撤出延安、驻扎任家山时，周恩来去了山西临县，与晋绥领导人贺龙、李井泉等商议中央机关人员的安置问题。4 月 10 日他从山西归来，赶到青阳岔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前委重新研究了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人员的安排问题，决定：一部由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率领，返回陕北工作；一部随中央工委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一部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后委”，由叶剑英、杨尚昆等负责，仍然留在晋西北，一面承担陕北战场上的后勤和参谋工作，一面指导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工作。

至此，“中央三委”前委、工委和后委正式形成。

留在陕北的前委机关人员和警卫部队共 800 余人，组成了一个纵队。毛泽东将其命名为昆仑纵队，并叮嘱纵队司令员任弼时、政委陆定一、政治部主任廖志高和参谋长叶子龙：“你们四人负责组成一个‘政府’，管我们八百人这个‘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办好！”办好这个“国家”的措施之一，就是前委首长都必须使用代号，以利保密。为此，几位领导一起议论。毛泽东风趣地说：“真理一定得胜利，我就叫李得胜。”周恩来脱口而出：“革命必定成功，我就叫胡必成。”任弼时笑道：“好名字都让你们叫了，我叫什么好？”毛泽东说：“你是纵队司令，就叫史林；定一是政委，就叫郑位。”大笑声中，几位前委领导的代号就这么定下了。

这些代号，连同这些中央领导人的传奇故事，便随着那艰辛而又雄壮的转战岁月，被写进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