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早将“四大发明”的创用者揭示出来的是著名的印刷史家钱存训先生，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一般人都公认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人类文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于纸成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乃是1925年卡特所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书中所首先提出。|

近日来， “四大发明”俨然成为“网红”，对“四大发明”创用者讨论尤为热烈。作为一个科学史从业者，觉得应从学术史的视角，按照历史研究的规范，进行更进一步的认真探讨。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其中似乎被大家遗忘的重要人物卡特（T.F.Carter，1882—1925）。

192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的年轻教师卡特写下了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此书一经出版，便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Sarton）和汉学家罗佛（B.Laufer）、慕阿德（C.Moule）都有书评加以赞扬。后来它不仅被译为中文、日文、韩文，还被译成法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5年，哥伦比亚大学年轻教师卡特写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在西方世界产生很大反响。

卡特生于美国，1907年首次到中国旅行数月。回国后在神学院学习，1910年成为长老会牧师，旋即到安徽传教，在中国居住长达12年。1922年夏，他在回国途中，在欧洲停留数月，收集中国印刷史资料，并与欧洲学者多有交往，回美国不久即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并完成此书的写作。令人惋惜的是，此书完成不久，卡特就英年早逝。著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为此特在《通报》发表了悼念文章，纪念这位出色的美国汉学家。

卡特之书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的专著，书中讨论了中国印刷术的起源，首次披露了中国最早的有纪年的雕版印刷品咸通 《金刚经》，也提到了北宋年间毕昇的活字发明，以及王祯的木活字印刷。尤其重要的是，他根据新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讨论了元代维吾尔木活字，并阐述了印刷术西传的途径，这些新成果无疑填补了印刷史研究的空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指出的是，卡特在写作此书之前，在德国的博物馆看到了不少新疆的出土文献，也与伯希和多有来往，他所引用的文献，有许多得益于伯希和的帮助。

正是在这本书的开头，卡特首次提到了“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之初传遍欧洲的四 大 发 明 （Four great inventions），对现代世界的建立起到了巨大作用。纸和印刷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并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火药消除了封建体制，创立了公民军队。指南针发现了美洲，使得世界而不是欧洲成为历史的舞台。这四种发明以及其他发明，中国都扮演了惹人注目的角色。”这是学术界第一次将印刷、造纸、指南针和火药列为“四大发明”。

科学史家萨顿在科学史杂志ISIS中所发表的书评，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萨顿指出此书不仅在文献方面，而且在考古方面，不仅在中文文献，还是在西方文献方面，都作了深入研究，将是这一领域持久的里程碑式著作。英国学者慕阿德所写书评也对此书给予了好评，说此书将会马上成为最有重要贡献的汉学著作，无论是主题还是研究方法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卡特的专著发表于1925年，正是帝制推翻不久的中国转向欧美乃至日本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和科学的时期。卡特也许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著作不仅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很快传到中国，并激发了中国学子的爱国热情，深深触动了当时几位风华正茂的年轻学者，从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和学术的历程。如向达、张秀民、钱存训乃至胡道静诸先生，都受到了此书的影响而从事印刷史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在积贫积弱、科学落后的中国，卡特书对中国古代印刷文明的表彰无疑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向达不仅最早翻译了卡特书中的许多章节，也因此开始了印刷史的研究，撰写了《唐代刊书考》等重要论文。1931年，受到卡特书的影响，时在厦门大学求学的张秀民以《宋活字版考》作为学位论文。在 《中国印刷史》的自序里，他也曾讲到印刷术是古代中国人的重大发明，而这方面的专书却由外国人越俎代庖，作为中国人，实在是奇耻大辱，于是“不自量力”，决定撰写一部系统完整的 《中国印刷史》。于是孜孜不倦，在1958年完成《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之后一直修订补充，到1985年完成《中国印刷史》全书，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之作。

胡道静先生也深受卡特书的影响，他小时候看到一些铅活字，就喜欢把它们拿来排字，长大以后读到卡特的书，才发现活字印刷术是宋代人毕昇的重要发明，便开始整理《梦溪笔谈》。他在《梦溪笔谈校证》中写道：“直到进大学之前，读到美国学者卡特写的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才惊讶地了解到这一项有关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创造原来是我们自己的祖先所做出来的伟大贡献。那时所激起的错综复杂的感情也可能是今天的青年同志们——幸福地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所不易理解的。……抑压着的民族自尊心同纠正过来了的错误的历史认识——特别是涉及到我从小就有好感的小颗颗活字那东西的，就一时在情感上迸发出来，宛似活动着的火山找着了喷发口。”也就是说，胡道静研究和校注《梦溪笔谈》完全是受到了卡特书的直接影响。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除了学术界之外，三大发明和四大发明的说法，也在一些教科书中逐渐流行开来。

事实上，在卡特创用“四大发明”之前，西方世界最多提及的是三大发明，造纸术并未列入其中。由于在大航海时代，指南针的使用导致了美洲新大陆的发现，16世纪中叶开始引起欧洲学者的重视，开始回顾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三项发明的重要意义。

意大利学者卡达诺（G.Cardano,1501—1576）在1550年的一部著作中，专门提到了航海的指南针、军事火炮术和活字印刷这三项发明，并指出 “整个古代没有任何东西能与这三者相提并论”，但他并没有谈到它们源自中国。李约瑟（J.Needham）后来曾引用过卡达诺对三项发明的论述，但李约瑟给出的页码是不准确的，他的相关论述可能转引自他人，或者是他在引用时产生了笔误。

另外被广为征引的是英国学者培根的论述。1620年，在 《新工具》里，他也提到了为古代所不知的三项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航海指南针，“虽然是晚近的，但其起源是朦胧的和默默无闻的”，他同样也没有提到造纸术。他接着说： “这三种发明将全球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第一项在文学，第二项在战争，第三项在航海。由此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因此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或宗派或明星，比那些机械事物对人类的事物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些看法与卡达诺的观点一脉相承。

评价发明的重要性，首先要看它对社会变化产生的影响。就印刷技术而论，1454年古腾堡在欧洲使用活字印刷之后，随着冶金等技术的改进，活字印刷术很快在欧洲通行开来，书籍的大量印刷，知识得以迅速流通传播，欧洲文明得以复兴，推动了欧洲科学和社会向近代的转变。指南针用于航海，新大陆的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欧亚的相遇，在贸易、文化、思想和科技诸方面，都得到了更快的交流。从15世纪中叶开始，火药和火器技术不断推陈出新，被广泛用于战争，15至18世纪因此也被称为 “火药帝国时代”。因此这三项改变世界的发明及其对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冲击，是吸引一些欧洲人士关注的主要因素。

那么为什么“四大发明”唯独遗漏了造纸术？原因可能是：造纸术早在13世纪就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到了16世纪已经被广泛使用，因此16世纪的欧洲人未把造纸术和其他三个在当时影响深远的重要发明并列；另一点是，由于很多欧洲人并不了解造纸术从中国传到阿拉伯的历史，认为造纸术是阿拉伯人的发明，故而未将之与其他三个 “来源不明”的发明并列。

卡达诺等人提出三项发明的重要性，但是其立足点是基于欧洲近代文明和古代文明的比较之上，尽管这三项发明最早出现在中国，在19世纪之前，它们究竟源自哪里并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因此虽然卡达诺和培根等人都提到了三大发明，然而他们并没触及其起源的问题。对三大发明起源问题的关注，还应该归功于明末清初来华的欧洲人和传教士，以及鸦片战争前后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由于在中国长期居住，他们注意到了中国的科学和创造发明。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1513年葡萄牙人到达广东海域。16世纪末叶传教士东来，开始关注中国的科学和技艺。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J.Mendoza）《中华大帝国志》一书就提到印刷术这项令人惊叹的发明，并对印刷术传入欧洲的途径作了推测。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 （A.Semedo）最先提到中国造纸的起源，并推测公元前2世纪中国就已经发明造纸。17、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的科学和技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其成果后来由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B.du Halde）发表在《中华帝国全志》（1735）中，书中专门提到了蔡伦及其印刷的发明，这是欧洲文献首先出现蔡伦的名字。

1807年起，新教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成为中西交流的主角。英国外交官和汉学家德庇时 （J.F.Davis,1795—1890），在1836年撰写了《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一书，其中17章、18章分别为“技艺与发明”和“科学”。在17章的开篇，他首先提到欧洲近代最重要的三个发明或发现（即印刷术、火药、航海磁罗盘）源自中国，并通过东方贸易的渠道，从小亚细亚或红海，慢慢传入西方。还指出尽管中国的印刷术与欧洲的不同，中国人在10世纪就发明了印刷术，并提及冯道在刊刻经典中的重要地位。接着谈及了造纸，并指出公元95年中国就发明造纸；还提到中国很早就知道了黑火药的配方 （硫磺、硝和碳）。他还指出中国人在指南针发明方面的优先权，并引用了德国汉学家克拉普洛特（J.H.Klaproth,1783—1835）的 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中国的罗盘早于欧洲。德庇时虽然没有提到四大发明这一名称，但已经把造纸放在一个显著的位置，和三大发明相并列。他还从发明的原创性出发，把丝绸和陶瓷的制作视为最重要的发明。

两年之后，作为较早进入东南亚和中国的传教士和伦敦会的印工，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在《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前途》一书中专门设有 “中国的文明”一章，提到了中国三个重要的发现，也就是航海罗盘、印刷和火药。作为印工，他对中国印刷颇为关注，但他所描述的多半是雕版印刷，对活字印刷则很少提及。

作为传教士，麦都思站在福音传播的立场，从欧洲人的视野，以比较的眼光来讨论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他的观点与培根关于三大发明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他在书中表扬了中国的发明天才，谈到了航海罗盘，更详细追溯了中国文献中有关指南针的记载及其相关传说，也涉及火药。之后还列举了很多工艺，指出公元1世纪中国就有了造纸术，但和他的欧洲前辈一样，他并没有将造纸与罗盘、印刷、火药相提并论。他还提到了丝绸和陶瓷的起源，并站在欧洲文化的优越感上来评价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艺。麦都思对中国抱有友好的态度，他把人类分为野蛮的和文明的两类，而把中国人归为文明的人类。

马克思对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对整个欧洲科学的复兴和宗教的改革、战争起到的作用有过重要的论述。被中国学者时常提起的是他在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的观点：“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这个论述也可能参考了培根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