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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授衔万象

1955年首次授衔，似乎是一个永远也讨论不完的话题。

给我军数以千计的开国将军们评定军衔，这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从最初的商榷到评定，过程也极为漫长。

军衔的评定可不是单单只看军功就行的，将领在革命生涯中的思想觉悟，品德，才能的综合考量也是重中之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1952年3月中央给全军将领们正式评定的“军队级别”，将全军将领从军委委员到排级军官划分为了11等24级。

第一级别自不必说，他们要么是几十万大军的统帅，要么是军委委员；其次是大军区司令级；然后是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正军级、副军级......就这样一直到副排级。

1955年1月，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了评衔标准：大军区司令级可授予大将；正兵团级多数可授予上将；副兵团级原则上授予中将，一部分授上将；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正军级原则上授予少将，部分授中将。

这个以级别定军衔的标准只是个大方向，附加的标准还有从军资历，为人品德，为军队所做的贡献......只要有一项表现突出，审核通过后即可升衔，甚至在某场关键战役中表现出色，也可获得升衔待遇。

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将领因为附加标准而升衔。

比如第一野战军的许光达，按资历只能授上将，最后却授了大将；还有同属一野被定为准兵团级的贺炳炎，按规则最多中将，最后授了上将。

他们两人，就是典型的品德高尚的代表。

再比如李天佑、韩先楚、陈再道、刘震等将领，他们都被评定为副兵团级，按理说应授中将，但他们的战功明显高于一般中将，带兵能力卓尔不群，中央也给他们升了衔，全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还有开国中将苏静，在战争年代几乎没带兵打过仗，但他的行军侦察能力却是无与伦比。苏静在红军时期就是林彪的直属部下，抗战时期是侦察科长，后来又在北平谈判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资历深厚且居功至伟，被授予中将军衔时全军无一人有意见。

这就因资历高而升衔的典型。

当然还有粟裕三次请辞元帅衔、罗荣桓元帅请求降衔却未被批准、徐立清将军多次要求把上将降为中将等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军中既有觉得自己军衔高了主动降衔的，也有军衔低于资历但心满意足的。当然，还有那些觉得自己军衔授低了从而心生抱怨的。

这种现象，连毛主席都感慨：“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

众所周知，到9月份授衔之时，一共产生了元帅10位、大将10位、上将55位、中将175位、少将798位。在今后的近十年里又有增补之数，上将增加到57位，中将增加到177位，少将则增加到1360位。

而有这样5位开国中将，凭资历是可以授予上将军衔的，但最终只被授中将衔，为什么他们会与开国上将失之交臂呢？

与上将擦肩而过

这5位差点被授上将衔的开国中将是：莫文骅、郭化若、廖汉生、程世才、李天焕。

授衔前，预授名单中列出了11名元帅和22名大将，由于毛主席拒绝领大元帅军衔，并提议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们都不要授军衔，于是本应授元帅的邓小平没有授军衔，元帅军衔便减为10名。

而大将的预授名单多达22人，或许是因为高军衔的将领不宜过多，毛主席拍板了其中10位功劳特别突出的将领授大将衔，其余12人增补到上将的预授人选中。

这样一来，上将的人选就多了起来，原本准备授大将的陈再道、王震、许世友、萧克、杨得志等人全都成了上将的有力人选，而上将这一军阶人数也不能太多，这便意味着有一部分预授上将的人面临“降级”。

首先降级的就是副兵团级将领，因为他们被授中将也是合理的。

莫文骅、郭化若等5人都是副兵团级，当然，与上将军衔擦肩而过也有他们自身的原因。

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战争年代的职务和军队评级。

先说莫文骅和郭化若，他们二人都是红一方面军出身。

莫文骅家境比较富裕，小时候家里有田有店铺，反正不愁吃穿，他还受过良好教育。莫文骅走上革命道路是因为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再加上年少时的满腔热血。

莫文骅在广西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过军事，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时期，莫文骅担任红7军参谋、连长、政治指导员、直属政治处主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属于红一方面军的老干部，还参加过苏区第4、5次反围剿。

在抗战时期，莫文骅因为其正规军校背景获重用，既当过抗大政治部主任，又当过八路军南下支队副政治委员，可以说军政两块他都是一把好手。

解放战争时期，莫文骅则从沈阳警备司令部副政委当到了四野第13、14兵团政委，解放后头几年又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任南宁市市长。

郭化若大莫文骅6岁，入党时间也比莫文骅早6年，莫文骅在广西军官学校受过军事教育，而郭化若则是妥妥的黄埔四期毕业，加入共产党后又被派到莫斯科学了一年炮兵，这样的人才在革命初期的中共队伍里很少见。

郭化若不仅红军时期打满全场，而且参加过更早的北伐战争，在红军时期最高做到了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代参谋长。

抗战时期的他主要投身军事教育，担任过抗大第三分校校长、中央党校军事教育处处长、延安炮兵学校校长等职。

到了解放战争，郭化若跟着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从山东一路杀到浙江，职位从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做到了三野第九兵团政委，解放后的他主要负责南京、上海的警备工作，担任过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公安军司令员。

无论资历、功劳还是职务，莫文骅和郭化若二人都不低，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受过军校教育，除了战场上的表现可圈可点之外，还为我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干部，这几点综合来看，授他们上将军衔亦不过分。

但他们之所以没有授上将，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二人都有较长的在军队机关院校的工作经历，担任军事主官的时间却有限，尤其是郭化若，这多少影响了他们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机会。

毫无疑问，如果预授上将的人数过多，他们俩被“刷下来”的可能性很大。

但这并不是他们本身的原因，因为当时的我军很多人都没什么文化，而像莫文骅、郭化若两位有文化还受过军校教育的将领更是少见。所以，上级自然不希望他们白白牺牲在战场上，而是让他们的能力得到更大的发挥，担负起教育人才的工作。

毕竟我军一向认为，教育人才比带兵要重要。

这一点，开国上将萧克也是个典型的例子。

萧克堪称“上将之首”，资历比其余56位上将完全高出一个档次。他在红军中任纵队司令的时候，许世友上将还是营长，王近山中将和钟伟少将甚至刚入伍没多久；抗战时的萧克担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要知道八路军三个师的师长后来可全是元帅，萧克只不过比他们小半级而已。

而萧克最后竟只被授了个上将，主要原因是他在解放战争时离开了一线作战部队，转而去华北军政大学当副校长，这使他遗憾地缺席了重要的三大战役。

所以，有些开国将领们没有获得更高的军衔是有很多因素的，不能单单就认为是个人问题。有的人即便战功够高，资历够格，也会因为某些“命运的安排”而没有获得与其资历相称的军衔。

以老革命们的觉悟之高，想必也不会过于在意。

笔者在想，如果莫文骅、郭化若二人抗战时期不是在培训军官而是上战场杀敌的话，他们的职务必定会有不少的上升空间。

原本的上将被卡在了职务上

再说说西野悍将廖汉生。

如果说莫文骅和郭化若的军衔还可以再高，那么廖汉生就是典型的“高职务低军衔”，因为授衔前的他是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9月国防部成立时，部长由彭德怀担任，与之搭档的7位副部长分别是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和廖汉生。

部长彭德怀自然是元帅，七位副部长中有六人都是大将或上将，只有廖汉生一个中将。

其实，以廖汉生的资历与和平年代的职务，授上将衔的问题不大，他是被限制在了战争年代的职务上。

廖汉生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红2军团第6师政治委员，红2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战时期先后担任过八路军120师358旅副团长、副政委，最高职务做到了江汉军区政委兼江汉区区委书记。

到了解放战争，廖汉生则担任西北野战军1纵政委，作为西野主力纵队的政委，廖汉生没有缺席过一场战役，不仅打仗不含糊，还顺带把政治工作搞的井井有条。

可以看出，廖汉生虽战功赫赫，但军事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政治工作上，在解放战争时也只担任过军级干部，没有在兵团中挂职，缺少“兵团正职”这一授上将衔的必要条件。即便在解放后，廖汉生担任的职务也是军政委和青海军区政委，然后就是诸如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行政职务。

解放前，西北野战军的规模较小但人才很多。1949年整编为第一野战军后下辖五个兵团，而兵团司令都是像王震、许光达、杨得志这种排的上号的猛将，有他们在，廖汉生解放前晋升到正兵团级的机会就很小了。

而廖汉生后来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原因，一是当时西北局势未稳，马家军余孽屡屡复叛，中央需要与这员坐镇西北的大将直接沟通；二是彭老总强烈举荐这位老部下，也为了给军队培养后备人才，廖汉生的资历和年龄正合适。

这么看来，廖汉生被定为副兵团级将领是没有问题的，授上将也有希望。前文也说过，中央在评衔标准中规定：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副兵团级原则上授中将，只有一部分人才可授上将。

和莫文骅、郭化若一样，廖汉生本来也属于那“一部分人”，但大将预授人数的骤减导致上将预授人数增多，这也无意中使正兵团级成了上将军衔的门槛。

于是，廖汉生这位没担任过兵团正职的将领就只能降为中将了。

而且，廖汉生本人在回忆录中也称自己并不符合授上将的条件：

“授上将的基本条件是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抗战时期的旅级干部，解放战争时期的兵团级干部。我前两项条件符合，后一项就不符合了，因为在解放战争中自己一直是军级干部。”

更何况，廖汉生当中将时才44岁，中央觉得他将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才在第一次授衔时“委屈”了他一下。

不过廖汉生也不算“委屈”，战争年代的军级干部后来被评为副兵团级的，全军中也没有几个。而军级干部中授上将的，也只有贺炳炎和彭绍辉两位“独臂将军”。

经历了西路军悲剧的两员中将

最后说说程世才、李天焕。

程李二人也是从上将预授名单中被“刷下来”的，这两位中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出身于红四方面军，二是都经历过西路军的悲剧。

程李两位将军是湖北老乡，家离得也不远，程世才生于湖北大悟，李天焕生于“将军县”——湖北红安（又称黄安）。

程世才18岁参加革命，而后仅仅用了5年时间，就从红四方面军连指导员一路做到了红30军军长，这个升职速度即便在我军初期都是很少见的。1936年底到1937年初，程世才跟着西路军在经历了河西走廊的惨败后转移到了新疆。

抗战时期，程世才先后担任冀热察挺进军参谋长兼第12支队司令员、中央党校第四部副主任等职；后来到了解放战争，他又担任过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司令员，最高的职务是辽西军区司令员。

程世才的军旅生涯头几年是非常出众的，23岁就是军长，也是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长，就连林彪当军长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个年纪。这个资历只要之后不犯大错，基本上是可以够得上上将军衔的。

只因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遇惨败，程世才手下的人马几乎损失殆尽，当他九死一生地转战到新疆时，几乎是重新开始拉起队伍。

正是因为遭此大败，才导致他在抗日战争中麾下的人马不多，任职也偏低，而且还有一部分时间在中央党校搞教育......这些原因都没能让他获得和同样资历将领相应的战功。

虽然都是红四方面军出来的老将，但在战功上，程世才不如同为四方面军战友的许世友、陈锡联等人，后者都被授予了上将。而且许世友和陈锡联都做过兵团司令，指挥的军队都是我军主力，还打过很多拿得出手的战役。

如果他们进入上将的预授人选中，程世才就不得不被比下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程世才在授衔时担任的职务是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而其第二副司令员韦国清职务比他低，反倒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这不止因为韦国清在解放战争时率领苏北兵团浴血奋战，取得了很大战功，而且韦国清还担任了建国初期的援越任务，不仅毛主席，就连越南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都相当欣赏他。

前文讲过，军衔的判定除了个人级别之外，战争年代的职务和军队评级也是重要因素。这一点，程世才和许世友、陈锡联、韦国清等人相比是略逊一筹的。

李天焕也是当时西路军的一员，程世才在红30军当军长的时候，李天焕是红30军政治部主任，后来也跟着西路军残部到了新疆，军旅生涯大难不死，但也是从废墟中重来了。

抗日战争时，李天焕担任过八路军冀中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5军分区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务。到了解放战争，李天焕一直在聂荣臻麾下作战，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第20兵团政治委员，但时间并不长。

从这里看，中央给李天焕定为副兵团级是完全合理的。李天焕一开始是被列入了上将的预授人选，但这仅是因为他出任过兵团政委，这个级别虽然是兵团正职，可以授上将，但毕竟担任时间不长，比不上在兵团正职位置上做出不少成绩的韩先楚、邓华、张爱萍等人。

还是那句话，如果多出来的那12个预授大将的人选进入了占据了上将的名额，那李天焕被“刷下来”就显得“顺理成章”。

综上所述，这5位拥有副兵团级别的、原本有资格授上将军衔的开国将领，之所以被“降为”中将军衔，本质上都是因为战争年代时的军职级别不够，但绝不是他们的能力问题。

莫文骅、郭化若是因为在战争年代担任了军事教育工作，从而缩短了率军打仗的时间；

廖汉生在一野中只当过军级干部，而且基本上都是做政治工作。虽然他战绩卓著，但一野悍将如云，兵团司令竞争激烈，使他没有获得晋升机会；

而程世才、李天焕则是因为军旅生涯中出现了变故，不得不重新组织人马，后来两人又均是在地方部队和军区任职，没有做过一级军区的司令员。所以按职务和军队评级而论，他们两位的级别授上将是不够的。

这大概就是5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与上将军衔失之交臂的原因吧。

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在茶余饭后讨论那场大授衔的话题时，有些人可能会为他们感到遗憾，有些人可能会感叹他们的遭遇，也有些人可能会以军衔为标准来谈论他们的功劳高低。

但笔者认为，这些开国将军们的功劳不是由肩膀上那几颗星星说了算的，而是由人民说了算的。这些开国元勋们一心为国为民，大半生戎马倥偬，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一点，老百姓们都看得见。

也是单凭这一点，他们的功绩，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人格，在百姓心中早就跨越了军衔的高低，早就跨越了时光的流动。在后世子孙们的脑海中，他们的音容笑貌还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样子，久久不能散去。

（全文完）

【文：杰瑞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