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的稳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我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提供了丰沃土壤和鲜活样本，涌现出了一批扎根中国本土实践的优秀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和《经济学动态》编辑部联合课题组对2022年度我国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了论证与分析，采取以专家智力为主、文献计量为辅，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评选标准，在全面收集、整理和分析2022年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最终遴选出八个研究热点，在客观记录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发展轨迹的同时，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文献素材和宝贵的思想基础。

热点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阐释

从理论内涵的诠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刻的理论逻辑、理论价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国情的要求和以世界先进水平为目标四方面要素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从实现路径来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核心抓手，其核心是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具体实现路径看，必须坚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协同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基础和有力支撑。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必然选择。从体制机制保障来看，一是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二是要充分发挥财政提供改革动力、化解改革障碍和保障改革方向的重要作用。三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引导资源配置转型的能力。四是建立普遍性、精准性、公平性、可持续性和经济友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热点二：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已经成为当前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在共同富裕内涵方向等问题上，学者们基本形成了一定共识，即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全体人民共建共享、适度差距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如何衡量共同富裕的推进和完成程度是摆在学界面前的现实问题。要合理测度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情况，不但需要从收入和财富分配、消费等角度来考察，还需要从财富创造行为和过程来考察，更需要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府的职能和治国理政来考察。要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弊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视在共同富裕进程中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意义，强化公共服务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

热点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实践，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目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存在许多短板，如政府治理失效、市场失灵、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问题。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首先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塑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体制模式。其次要构建统一的市场主体、市场环境和市场体系，要在全国范围内规范市场主体的认知和行为，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清除各种市场进入壁垒，构建多层次、多类别、多样化的市场，通过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来降低要素错配程度。要依托数字经济打破市场分割，通过健全数字经济监管规则、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完善算法治理、弥合数字鸿沟等路径引导和规范数字经济发展，以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热点四：数字经济的深化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实践发展已明显超越理论研究，从而倒逼数字经济相关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相关研究基于“内涵特征—现实表现—核心理论—方法体系”的学理链，尝试构建了中国情境下的数字经济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领域对数字经济所代表的新生产方式带来的经济变革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相关研究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的特点规律以及如何发挥数字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数字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构筑与完善数字经济有效监管机制等问题作出了回应。其中，对数字平台、数字资本主义的讨论最为突出。平台在为数字经济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其面临的垄断和治理问题不容忽视。同时，学界围绕数据要素的基本经济属性、价值创造规律、数据生产力等，探讨了数字要素的规模报酬性质、数字要素价值化机理、数据生产力的形成和属性等问题，并基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全方位地关注了数实融合的实践发展，把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引向深入。

热点五：国际冲突与国际经贸合作

2018年以来，国际冲突从原来的经贸领域开始朝着高科技、金融、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国际舆论、规则制定等“超贸易”领域转向，呈现出多点爆发、打击精准化、冲突常态化、竞争复杂化的特点。就国际冲突影响国际经贸合作的相关研究，讨论的关注点逐步从出口管制、技术遏制等常规手段向经济制裁、国际经贸规则和数字规则等主导权的争夺、经济议题政治化等超常规工具转向。国际冲突对国际经贸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推动全球化回到“有限全球化”，而经贸政治化影响了全球产业链、国际贸易规则和全球贸易治理，加剧全球供应链向近岸化、多元化、区域化的方向演变。有效应对国际冲突对国际经贸活动负面冲击的相应举措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积极推动区域经贸协作。二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三是主动参与全球经贸治理。

热点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要素的特性、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理论研究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要素同样也具有逐利、流动和扩张等特性，但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自由运动。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仅为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为发挥资本要素的积极作用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约束。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共同服务于满足人们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并以此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的本质区别。

资本无序扩张行为将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危害：资本过度积累将导致各种市场垄断，资本违法违规并购会严重损害竞争，资本过度虚拟化和金融化将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资本与权力的结合极易滋生腐败等。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创造和积累财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避免因为资本的内在矛盾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还要发挥好公有资本的主体作用以及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鼓励并保护非公资本发挥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影响，通过完善立法和有效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破坏市场秩序。

热点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升

强化产业链韧性是应对断链风险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策略，关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成效。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价值主要不是针对常规问题，而要看其应对产业链供应链失稳、风险、应急、功能退化等韧性危机是否有效，效能如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有着具体特定的真实世界，解释、分析和揭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复杂现象和客观规律需要充分关注其独特性与话语语境。

目前，我国多数企业仍然处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环节，产业控制力和影响力偏弱，各种外部冲击导致风险趋升。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产业分工位势的不断上升，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和弱项逐渐凸显，日益成为威胁产业链安全的堵点和断点。有效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最为首要的在于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通过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确保国家意志在经济建设中得到充分贯彻，并依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积极主动对外开放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提升赋予动力。要强化数字化转型与金融发展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支持，同时要关注重点领域尤其是农业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

热点八：多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充满不确定性。“三重压力”集中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宏观经济稳定、经济结构转型与长期经济增长三个层面所面临的持续压力。为有效应对“三重压力”的冲击，宏观政策新理论应将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纳入统一框架中。进一步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应使宏观经济政策与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相互协调，形成推动发展的合力。在具体政策工具运用上，应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跨周期与逆周期相互配合，淡化经济周期波动性。短期内应重点关注扩大需求、提振消费；中长期则应重点关注投资，为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提供政策支持。在应对多维不确定性冲击时，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可为财政政策创造空间，增强政策可持续性，特别是“增加财政支出+债务管理+混合型货币政策”方案在调经济、稳金融和控债务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上，应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间的协调配合。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