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奇侠电视剧 抗日奇侠全集

如果电影《神鞭》是正剧,《京都球侠》是喜剧,电视剧《抗日奇侠》更像闹剧。这三部影视作品,都披着“中国武术大破侵略者”的外衣,背后走向则是从反思到意淫。

女主角在屋顶之间飞来飞去,如同直升机一样原地起降;像好莱坞电影《黑客帝国》里基努里维斯一样躲闪子弹;更能杀人 于无形,敌人外表毫无伤痕,脏腑却被震得粉碎……

它看起来是一部玄幻武侠剧,甚至女主角的名字都是那么武侠风的“无娇”。可事实上,它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抗日“红剧” 。

2011年,这部名为《抗日奇侠》的电视剧一亮相,便引发热议,尤其是其过于夸张的武侠风格和动作,有观众直接将其称为 “雷剧”、“抗日网游”。

在所有对《抗日奇侠》的关注里,被提起最多的是“如此恶搞抗日历史该不该?”“用中国功夫保家卫国是否真实可行?有 人考证过吗?”

可这并不妨碍《抗日奇侠》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据称,《抗日奇侠》卖出了四亿元,而其总投资仅在“2000多到3000万 ”。

抗日娱乐剧

随着情节推进,《抗日奇侠》的“武侠风格”显露无遗:

抗日英雄个个神功盖世,有的练过鹰爪功,有的会开碑裂石的铁砂掌,有的是太极拳顶尖高手,有的轻功绝妙,能追上自己 扔出去的飞镖,有的一拳打去,敌人要不穿肠破肚,有时候还会无声地裂成两半……

面对这样的抗日奇侠,剧中日本指挥官说:我们用枪炮刀剑杀人,而中国人,却用手掌和绣花针杀人……中国人的一双肉掌 ,一枚绣花针,对我们造成的心理恐慌,就远大于我们的飞机大炮。

“天雷滚滚,古龙再世!武侠场面和爆炸场面跟电脑游戏里的差不多”、“金刚掌……天外飞仙……各种超越地球引力的大 神们……就是一群奥特曼下凡打击日本侵略者!”部分网友面对如此“奇侠”,连呼崩溃。

也有观众认为,武侠抗日虽远离现实,可只要好看好玩就行,何况还能激起心中的爱国之情,力挺其为“神作”。

有娱评人评论说:“对类似于网游的娱乐,当然不必过于较真。可问题是大家现在普遍不愿意看书,更愿意娱乐,更愿意回 避尖锐、不愉快的史实和事实,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毕竟,抗日是一段历史,终究不是金庸小说,不是美国科幻电影。”

对于《抗日奇侠》动作场面引发的争议,《抗日奇侠》的武术指导谭俏有些意外:“在拍摄的时候,的确在剧中加入了一些 美国大片的动作元素,希望能够产生更强大的冲击力,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抗日是个严肃题材,创作时我们也秉着严肃的态 度,我也没想到会达到这种娱乐效果。”

“但是,有关注远比没关注好。”谭俏说。

谭俏是著名武术指导袁和平的弟子,这也是他第一次在革命题材电视剧中担任武术指导。

谭俏认为的搞革新、求关注,在观众和网友那里得到的多数反馈是:这么搞实在是巨雷、伤不起。

有人以嘲讽的口吻,直接发问:既然中国的大侠这样有本事,让他们给我军多带几个徒弟不就行了?

而市场的回应则让《抗日奇侠》制片方感觉美好很多:第一轮播出时收视飘红,在江苏、广东、北京等多家地面电视台取得 了当地的收视冠军,在二线卫视播出,收视上一度打败湖南和江苏的主力剧集。

《抗日奇侠》制片人武亚辉曾表示,《抗日奇侠》二期卖出时,达到了一集200万好的成绩,随后还有海外版和数字电影版 。

按照一集200万的价格计算,共35集的《抗日奇侠》至少可以为制片方带来7000万的收入,而据武亚辉披露,整部电视剧的 总投资为“2000多到3000万”。要知道,在中国现有影视剧市场里,一般电视剧能够达到40%-50%的利润率已属不易,《抗 日奇侠》至少已经翻了一倍。国内某著名娱乐周刊直斥《抗日奇侠》“充斥其中的意淫和武打,赤裸裸地把目标锁定为最广 大的电视观众。‘红剧’,只是一个幌子及保护色”。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球侠”的时代

2010年,《抗日奇侠》出品方找到导演谢洪,邀请他拍摄一部电视剧。讨论期间,出品方提到他们已经制作了一部电视剧《 抗日奇侠》,正准备播出。听了对方对《抗日奇侠》的描述,谢洪心想:“动用不可思议的手段,这又是一部志在必得的妄 想故事。”

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谢洪曾经执导的电影《京都球侠》与《抗日奇侠》有着相同之处:用中国武术反击外来侵略者 ,并取得胜利。

拍摄于1987年的《京都球侠》,缘起于中国足球黑暗的一天。

1985年5月19日,中国足球队在打平即可出线的形势下,主场1:2输给了香港队,丢失进军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绝佳机会。

比赛结束后,8万名球迷爆发了,他们不仅掀翻了球队的大巴,连路边停靠的小汽车都未能幸免于难。

在现场的谢洪,目睹了这一切。

后来,时任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告诉谢洪,当天晚上,球迷聚集在体育家属宿舍外面,朝楼道里楼底扔鞋和鞋垫,加起来超 过2000双,“骂我们踢得臭。”

“5.19惨案”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谢洪决定做一部关于足球的喜剧电影。

他要讲一群“草根英雄”的故事:“他们都是小人物,大多是底层的,会功夫,各有绝技,用正常足球规则不能想象的办法 ,打败了欺压中国让他们愤怒的外国足球队。在足球场上,他们打败了侵略者。”

时隔25年,谢洪承认,这部电影迎合了两种心态,一种是万千对中国足球感兴趣的人,看了特别解气,现实生活中赢不了, 咱们电影中赢,而赢球的主要原因又是中国功夫。一种是官方的心态。

在电影中,义和团流寇郝豹子,小偷照狐狸,民间高手刘二刘三兄弟,手上像装了磁铁一样的守门员,谢洪让这群草根英雄 或多或少都掌握一些中国功夫。

为了帮助谢洪选踢毽子的哥俩,北京市毽子协会给他找来了70多个踢毽子高手,让谢洪大开眼界,“眼都看花了。”

卖西瓜的守门员的原型,则是谢洪在北京郊区看到的卖瓜农民,“你如果看到他们扔西瓜接西瓜的场面,那真是奇迹。”

出任这些配角的,有姜昆、有陈佩斯,他们当时已经是出名的喜剧明星。不过,谢洪清楚地知道,无论配角多么出彩,《京 都球侠》还是需要一个“穿古装的主旋律英雄”。

这个英雄就是张丰毅饰演的周天,一个留洋归来的翰林院编修。谢洪特意把周天设计为留洋学法律的,“在一个即将崩溃的王朝,法律是没有用的。”这就有了《京都球侠》里的一句台词:“法律,在中国用得上?”

《京都球侠》里的周天,空有一肚子知识,却被德太监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压制。“一帮太监,一帮不正常的、畸形的人,压 制正常的人,寓意社会运转不灵,不该在位的人在位了,导致社会的衰落。”

不过,在他看来,周天身上一定要有“正确的责任感”:“打个比方,一个八路军的政委训练一帮土匪抗日,这一定成立, 土匪本身觉醒抗日,都不如这个好。”

1987年,片子拍完后,照例要送去审查。当年27岁的导演谢洪,琢磨了不少颇具意味的台词,比如“法律?在中国用得上? 到我孙子辈,也许能用得上。”他原本以为类似这类台词风险较大,却全部保留了。

删掉的只有一句台词。姜昆饰演的妓院老鸨大茶壶,领着手下一帮妓女去犒劳球员们,大茶壶吆喝着:哎,你们留点中气啊 ,别像空心萝卜似的。

“把空心萝卜删掉。”面对这唯一要求,多年以后,谢洪忍不住赞叹:“当时真的很开明,非常开明。”

而在随后目睹的一个小插曲,也能作证“开明”的时代特色。《京都球侠》受邀参加巴黎电影节两天后,柏林电影节组委会 来中国要片子,找点名要张艺谋的《红高粱》。这是部充满个人色彩、完全不主旋律的电影。谢洪曾与时任电影局局长一起 吃饭,谈起《红高粱》,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儿。讨论到最后,在座电影局领导的意见综合起来就是:推主旋律是没有市场的 ,不管是否得奖,起码让世界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鬼才”,也是不错的事儿。

后来的故事尽人皆知:《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回国后倍遭争议。

那一切发生在1987年,开放、自由的空气,源源不断地灌入原本沉闷的社会。

《神鞭》海报,这部同样表现武功击败侵略者的电影中,主人公剪掉了象征传统的辫子,由“神 鞭”变成“神枪手”。

“辫剪了,神留着”

《京都球侠》获得了成功。

1987年,《京都球侠》获得了法国巴黎1988年华语影视片雄狮奖,谢洪也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导演”。

巴黎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在电影里,我能感受到导演的悲情、愤懑,和对中国国粹问题的思考。”

法国导演协会给谢洪开欢迎会,协会领导人说,我认为在20年内,中国电影令全世界必然感兴趣的有三件事,第一,辫子, 第二,大烟,第三,妓女。

坐在一旁的谢洪心里不是滋味儿:“人家完全把你当糟粕看。”

在国内,反响则更好。《京都球侠》的首映放在了首都电影院。电影开播两分多钟,楼上楼下掌声笑声不停,影院经理小跑 着冲上二楼贵宾席,抓着谢洪的手,说,谢导,听见了没有,“这才是人民的电影!”

《京都球侠》总投资67万人民币,在当时国产单片非革命战争题材里,算是“较高”的了。结果,《京都球侠》获得了半年 的票房冠军和全年的票房亚军。“现在来说,它就是当年的《疯狂的石头》。”谢洪说。

在1987年,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商业片热潮,除了《京都球侠》之外,代表性的电影还有《神鞭》、《二子开店》、《最后的疯狂》、《顽主》等。这些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电影,并没有完全被商业化所淹没,用谢洪的话来说,“它们想表达的对于时代的思索与看法,显然更多。”与《京都球侠》几乎同时诞生并引起广泛的讨论的是电影《神鞭》。

《神鞭》与《京都球侠》在情节上非常相似,都是中国功夫与外国侵略者的对抗。但两部电影的诞生却截然不同,《京都球 侠》是直接奔着电影创造去的,《神鞭》则是由著名作家冯骥才在1985年先创作出小说,两年后,才改编为电影的。这也让 这部电影的文化底蕴和反思更为深厚。

《神鞭》讲了清末天津,卖炸豆腐的憨实汉子傻二拥有祖传神功,加入了义和团,用一条辫子把蔑视中国人的东洋武士打得 晕头转向,可洋枪却打断了傻二的“神鞭”,令他失魂落魄。后来,傻二放弃神鞭,练就了百发百中的神枪。

电影最后,傻二摘下围巾,露出光头,说出了一句经典台词:“辫剪了,神留着”,随后飞身上马,消失在金色的树林中。

在小说和电影中,那根神奇的辫子,“挥洒自如,刚猛又轻柔,灵巧又恢宏”,“随心所欲,意到辫子到,甚至意未到辫子 已到。这辫子上仿佛有先知先觉”,似乎是祖宗的精灵附在上边。可《神鞭》之神,并非只是武功,更多的则是传达一种与 时俱进的观点——傻二没有抱着祖宗的“精血”不放,而是跟随时代、历史前进的脚步的变革,由“神鞭”变为“神枪手” ,求得生存权。

就像法国巴黎大学评价《京都球侠》体现了“对中国国粹问题的思考”一样,《神鞭》也是如此。“它想表达我们究竟应该 怎样带着过去的东西,面对一个新的时代。”谢洪说。

从反思意淫到意淫

1980年代的新时代早已过去,更新的时代闯了进来。

近两三年来,谢洪比较欣赏的抗日剧是类似《悬崖》、《借枪》一类的,“创造了人物与意境。”可电视台的朋友告诉谢洪 ,《借枪》虽好,可收视并不理想。谢洪不解,问为什么。朋友说,里面的生活琐事太多,主角一会儿借钱,一会儿怎么样 ,老百姓要看的就是怎么和日本人干,这样才有收视保证。

某一线卫视影视中心负责人将其比喻为“臭豆腐”现象:闻着不好闻,即口碑不好,可是吃着味道却很好,即收视率很好。

该负责人以抗日剧举例说,不但要动作有悬念,关键时候跟日本人干,还必须赢,“观众越来越不在意能否感受到文化的某 种传承,只是满足于娱乐——当然娱乐也是高水平的,实际上是鉴别能力降低了。”

“《借枪》这样的剧更贴近生活,不是没有人想去做真实细腻、更具艺术力的作品,可是观众似乎不爱,”谢洪开玩笑说, “这样不能怪观众,观众看了十部《抗日奇侠》后,再看《借枪》,会吃力。”

“现在,所有的影视从业者,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讨好电视台,让它买片’。”谢洪说。前些日子,中国编剧界在南京召 开了一次大的编剧会议。编剧界的朋友给谢洪传来的信息是:他们达成了一个口号,把狗血进行到底。

“现在中国影视行业出现这种局面,并不是某一个人某一部片子,或者某一个群体的事情,它肯定是一个系统出了问题。” 谢洪说。

对于《神鞭》、《京都球侠》和《抗日奇侠》在不同时代的走红,知名编剧史航说:“我们总想把历史粉饰到自己满意的地步。那两部是反思自己的意淫,现在就是意淫。”

两年前,有影视公司找到谢洪,提出要把《京都球侠》翻拍成一部电视剧。谢洪略感疑惑,对方说,《京都球侠》具备改编成一部畅销剧的先天条件,“喜剧,容量大,可以炫技,足球领域自由度大。”

谢洪一直有翻拍《京都球侠》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已经想好了一些基本思路:“还是拍一帮草民打败了外国人,可 这次要讲足球腐败了,朝廷派人来选队员,怎么收黑钱,怎么潜规则,这些现实的东西都要加进去。”

其实,他也知道,他更该“写一个当代足球的本子,考虑到审查,很难通过”。53岁的谢洪摸了一把脑门,“做电影的人, 要随时随地考虑审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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