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名言很多人认为是出自曹操，其实这句话最初的记载来自孙盛的《杂记》原话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至于是不是曹操说的，值得商榷。如果把时间回到东汉末年，或许就能找到答案。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废汉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帝，他就是东汉的末代君主汉献帝。当时董卓独揽朝政，对曹操十分赏识，有意加以重用，因此上表推荐他为骁骑校尉。然而，曹操却不愿与董卓为伍，断然拒绝接受委任状并私下逃离了京城。

曹操的出逃是被官府通缉的，至于为什么被通缉，而且逃跑的时候连家里人都来不及通知，史书没有交代。《三国演义》说，曹操在离开洛阳之前，曾与王允密谋，借献宝刀之名，试图刺杀董卓，结果未遂。这虽然是罗贯中的推测，但似乎并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也正是因为被通缉，曹操的这次出逃十分狼狈，不但不敢走通衢大道，甚至为此改换了姓名（《三国演义》说，曹操这次逃亡途中，自称复姓“皇甫”）。王沈的《魏书》记载说，曹操和他的亲随在逃亡途中，路过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时，前去拜访故友吕伯奢，很不巧，吕伯奢不在家。这时不成器的吕公子，竟然伙同他的朋友，企图抢劫曹操一行的马匹和行李，结果做贼不成，反而成了曹操的刀下之鬼。

郭颁《魏晋世语》的记载，则与王沈《魏书》的说法大相径庭。他说当曹操投宿在吕家时，尽管吕伯奢不在家，但他的五个儿子却很有礼貌的接待了父亲的老朋友。问题在于曹操对吕公子们给予盛情款待的动机表示怀疑，于是断然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策略，当夜就结果了吕家的八条人命，然后逃之夭夭。

孙盛的《杂记》赞同《魏晋世语》的说法，并作了两点补充：一是吕家兄弟收拾食器时，杯盘发出的声音被曹操误认为是兵器相碰的声音；二是当曹操发觉错杀吕家兄弟后，虽然不无悔意，却还是说出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

对于上面的三种记载，两种说法，除了郭沫若先生外，史家大多认为《魏书》的记载不可信，其理由一是作者王沈曾经是曹魏的大臣，虽然后来做了西晋的司空，但在情感上仍然倾向于曹操，当然要为他曲笔回护；理由二是逃亡途中的曹操，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供抢劫。

不过，这种观点虽不无道理，却也还是推测而已。王沈在《魏书》中固然有曲笔回护的意思，但也不能保证郭颁、孙盛两人一定会据实直书（尤其是孙盛，他的人品一直颇受非议）。另外，有些间接史料显示，曹操在逃离洛阳时，确实携带了大量的财物，这部分资金后来被作为活动经费，在陈留郡招兵买马。

如果《魏书》的记载是实情的话，那么曹操杀害吕家八口，在性质上属于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吕公子则是死有余辜；如果《魏晋世语》记载的是事实，那么曹操的行为系误杀无辜，但说到底也是情有可原，绝非恶意行凶。至于他有没有说过“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难以考证。

曹操这次出逃，不仅和“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有很深的渊源，还有一个“捉放曹”的典故也是源自于此。曹操离开吕家后，一路向东逃到今河南省的中牟县境内。曹操因为行色慌张，引起了当地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亭长的怀疑，然后被当作逃犯押送到了县衙加以拷问。

当时，中牟县已经收到了朝廷通缉曹操的文书和画像，所以该县主管文书的功曹一眼就认出了他，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功曹对董卓的倒行逆施心怀不满，因而不但没有将曹操押到京城请功，反而在请示县令之后释放了他，曹操也因此得以流亡到陈留郡，并且拉起了一支队伍准备起兵声讨董卓。

关于曹操的这段逃亡经历，各种史书的记载大抵如此，事件本身并无太多的传奇性。但是罗贯中为了剧情需要特地渲染出曹操奸诈残忍的本性，死死抓住他误杀吕伯奢一家一事不放，绘声绘色地改编出陈宫捉放曹的故事。后来这一情节，被演绎成京剧名戏“捉放曹”。